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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勝軍:中國亟需開啟第三輪改革開放浪潮

2017-12-22 13: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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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中國步入新時代之后的首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京舉行。會議不同尋常地呼吁,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這是否預示著2018年中國經濟改革會提速前行?

2018年中國將迎來一個值得銘記的歷史性時刻:改革開放40周年。沒有1978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很多政治家、企業家還掙扎在上山下鄉的歷史漩渦中;沒有改革開放,生存與尊嚴都會成為奢求——今天的朝鮮就是最好的風險提示器。改革開放,不僅是對1949年以來諸多路線錯誤的撥亂反正,更是中華文明數百年以來的歷史性突圍:鄭和下西洋是中華文明對外接觸的一次淺嘗輒止,此后由明至清,閉關鎖國竟成為國策,中華帝國從此急劇衰落。結果,中國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擦肩而過。

由是觀之,改革開放是歷史性的轉折點。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將改革開放推向了不可逆的快車道。所以,十九大重申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這句話具有十足的歷史厚重感。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改革,舉其大者有:秦國商鞅變法、宋代王安石變法、明代張居正變法。與這些歷史上的改革相比,1978年以來的當代改革面臨的障礙更多。其中一個關鍵區別在于:在1978年之前,中國實行的是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以階級斗爭為綱,因此,如何擺脫觀念的枷鎖就成為改革開放的主要挑戰。

麻煩在于,在意識形態化的語境下,政治邏輯壓倒一切,要取得“觀念的突破”只有一種可能:明智且有魄力的政治家。

文革結束后,當時的領導人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成為束縛社會進步的巨大枷鎖。但是,誰要不同意“兩個凡是”,無疑又面臨極大政治風險。彼時,胡耀邦審時度勢,精心策劃了“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以迂回的方式瓦解“兩個凡是”。由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順乎民意,也得到了大批老干部、老將領的支持,華國鋒沒有力量繼續維護“兩個凡是”。這一次思想解放是對1949197830年間觀念是非的一次總清算,拉開了改革開放的總序幕。

19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之后,中國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蘇聯的解體更令中國迷茫:原先效仿的榜樣居然不存在了,怎么辦?不改革沒有出路,但往哪里改革呢?在這樣的歷史關頭,觀念的阻力再次成為路障。其實答案并不復雜。在計劃經濟的蘇聯垮臺的同時,美國經濟卻在1981年里根上臺之后走上了創新與繁榮的歷史軌道,而美國是典型的市場經濟

1990年7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參會的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桂世鏞、吳樹青、有林、袁木、許毅、吳敬璉等十多人。吳敬璉主張: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有人幾次打斷吳敬璉說: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是中央已經確定了的提法,只能討論怎么結合,不能討論這個提法本身。吳敬璉與對方爭得面紅耳赤。會后吳市場(在當時包含貶意)的稱呼不脛而走。

在吳敬璉力主市場經濟的同時,《解放日報》總編輯周瑞金以“皇甫平”名義發表系列社論。其中一篇社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呼吁道:

?歷史和現實已經反復證明,“何以解憂,惟有改革”。改革開放是我們須臾不可分離的法寶。在這個歷史性的“改革年”中,我們要把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種僵滯的思維方式的束縛。我們的各級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態,振奮精神,敢冒風險,敢為天下先,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但是,吳敬璉與周瑞金的努力,在強大的體制慣性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皇甫平”系列文章也遭到北京一些媒體的批判。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推動思想解放惟有依賴政治家的魄力和影響力。

觀察良久,88歲的鄧小平決定出手了。1992年他以私人旅行的名義南巡,發表系列談話,一系列引爆思想解放的金句從他口中說出,至今余音繞梁:

?判斷改革開放姓“社”姓“資”,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只有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上去了,他們才會相信你,支持你,擁護你。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不是管十年,二十年,是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式。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

“南巡”之后,中國經濟一夜之間由“過冷”變成“過熱”,開發區一夜之間遍及神州大地,被“陳舊觀念”壓制的激情和動能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

南巡之后的改革氣氛,也讓一批“改革促進派”脫穎而出:朱镕基出任常務副總理,成為改革的操盤手;王岐山、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吳曉靈、郭樹清等一大批“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干部成為改革干將。

“九二南巡”是一次極為成功的改革行動,在4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打開了改革開放的閘門,九二南巡則讓改革開放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洪流。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經濟再次進入快速增長通道。但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再次把中國經濟推向了困難境地。盡管政府推出了四萬億的強刺激,但效果曇花一現。到了2012年,產能過剩、環境污染、腐敗各類問題交織,吳敬璉先生直言經濟社會矛盾到了臨界點

在壓力倒逼之下,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不負眾望,推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宣誓到2020年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堪稱驚艷,贏得全球一片贊譽。

轉眼四年已經過去,改革雖有進展,但距離“改革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紅利”畢竟相去甚遠。一個最令人憂慮的例證就是,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最近歐盟與美國都已經明確亮劍: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概而言之,“十九大”之前改革進展慢于預期,主要是以下幾個原因:1)反腐和治黨的嚴峻壓力消耗了巨大政治精力;2)對于短期經濟穩定的關注,讓不少改革難以突破,例如IPO注冊制改革、減稅、去杠桿、房產等等;3)簡政放權與反腐風暴的組合,令官僚集團陷入嚴重不作為

“十九大”的召開,為改革向縱深推進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一,中央權威大大提升,有助于克服官僚集團的改革阻力,改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十九大”閉幕后撰文指出,“五年前,我曾說過他(習近平)會成為自鄧小平以來中國最強大的領導人。我說錯了。如今他是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大的領導人。”

第二,“十九大”不再提“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這一做法是非常務實的,將為放手推進改革騰出空間。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認為,不再提GDP翻番的目標,我覺得這是新中國發展史上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是一個需要極大政治勇氣的重大判斷,適應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順應了我國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客觀規律。

可以說,“十九大”之后的今天,改革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思想解放。

在新時期,思想解放的主線是什么?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當前改革遇到的主要矛盾出發。

在所有改革中,最難的也最具關鍵性意義的是國企改革。美國和歐盟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時常拿國企來說事兒。但如今,國企改革卻夾在兩個趨勢的中間動彈不得:1)趨勢一: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十九大新黨章明確提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2)趨勢二: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重申完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顯然,政企分開是核心焦點。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明確規定:對企業及企業領導人不再確定行政級別”,但事實上的行政級別至今沒有終結。《指導意見》還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企”,而按照《公司法》,企業的決策機構只能是股東大會和董事會。

既要加強黨的領導,又要推動國企市場化;既要央企領導限薪,又要推動“國有企業家”和“產權激勵有效”。這些復雜的信息,令地方和國企部門無所適從、進退維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陳清泰最近犀利指出:

?近十多年來,政府管企業的體制在不斷加強,每個企業頭上都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央企已經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各類企業頭上都有一個所有制標簽分做體制內、體制外,政府和銀行對其有親有疏,政府把國有企業作為行使職能的工具,推進經濟增長的抓手,承擔社會職能的基本單元。

?而黨政部門則分兵把守在企業之外,管理著本該由股東會、董事會管理的人和事。結果企業與政府捆綁得很緊,有多元目標,缺乏活力,面對激烈的競爭市場往往力不從心,走出去有時也難以被國際市場所接受。

?客觀地講,政企不分、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等體制性問題幾十年得不到解決,不是黨和政府不重視,不是政策出得少和文件寫得不到位。實踐證明,政策性調整不能替代“體制性改革”……它的立意不可能超越政府管企業,只能在如何改善和規范管理中周旋,不能做到“政企分開”。

客觀地講,“十九大”之前中國聯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股權結構層面取得重大突破,但依然面臨從“形式改革”到“實質改革”的挑戰。不解決觀念上的矛盾和沖突,混合所有制改革、管資本等目標難以取得大的進展,即使“混改”了,依然停留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老狀態。

破解這一困局,惟有靠思想解放。關鍵是要避免機械、教條主義地對待黨的領導這一問題。《指導意見》有這樣一句表述:“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問題是,如何才算改進?

思想解放就是認知不斷深化的過程。例如:《關于深化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而“十九大”報告則改為“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從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國有資本不一定以國有企業的形態存在。例如中投2012年入股阿里巴巴,到2014年短短兩年就實現400%的收益,這算不算“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當然算。如果能落實“管資本”的理念,下決心走向“淡馬錫模式”,國企改革將取得實質性突破。

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離不開思想解放。鄧小平1980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對這一問題有穿越歷史的闡釋:

?有準備有步驟地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還有黨委領導下的校長、院長、所長負責制等等。實行這些改革,是為了使黨委擺脫日常事務,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組織監督工作。這不是削弱黨的領導,而是更好地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

?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規章,放在下面,放在企業、事業、社會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本來可以很好辦,但是統統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

解放思想,需要以科學的態度正確對待“加強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不是黨管的越多越好,而是要看其成效。計劃經濟的教訓,不就是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嗎?多么慘痛的歷史教訓!這樣的思想解放,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謂一脈相承。

早在1945年,民營資本代表人物榮德生(榮毅仁之父)向國民政府上書,他痛心疾首而又苦口婆心地寫道,

?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

其實,榮德生所呼吁的,不就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嗎?

2018年適逢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亟需新一輪南巡,為改革開放注入歷史性的動力,掀起第三輪改革開放的高潮,兌現2020年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的歷史承諾,不辜負十八屆三中全會如此完美的一次頂層設計十九大形成的強勢中央領導核心,已經為南巡提供了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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